我叫李艳红，1978年出生，1999年进入长治沁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转眼间，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

　　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待在文印室。从当年的四通打字机到现在的数码复合机，从铅字打印到激光照排，从誊写钢板到电脑排版，我见证了检察院办公设备的更新换代，也见证了一代代检察人的来来往往。早年全院没有书记员，所有法律文书、工作报告、会议材料，全是文印室一张张打出来、印出来。那时候，我们是检察院的“打字室”，也是全院的中枢——不仅要打字、复印、装订，还要收发文件、分发材料，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喊我“艳红”。

　　有人说，文印室是检察院的“后台”，不办案、不接访、不出庭，可我觉得，每一份法律文书的背后，每一次文件流转的顺畅，都有我们文印室的一份付出。2026年的春天，我想用笔记录下自己对“七个能力”的理解——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那些与纸张、油墨、订书机、收发文簿为伴的日常。

　　一、观点能力：一张纸、一份文都连着大局

　　刚来文印室时，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打字、复印、装订、收发，把活干完就行。可慢慢地我发现，如果不理解这些文件是什么、要到哪里去、经谁的手，工作就容易出岔子。

　　早年全院材料都从文印室走，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检察建议、工作报告、会议纪要、上级来文、下级请示……我打字的时候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收发的时候会留意是哪个部门、哪个领导，慢慢就知道了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哪个案子是重点，哪个阶段工作忙，哪些文件最紧要。

　　有一次，一份紧急的检察建议需要连夜印发，我赶着打印装订，结果少装了一页附件。第二天送达时才发现，虽然及时补救，但这件事让我愧疚了好久。承办检察官没有责怪我，只是说：“艳红，这些文件都是要送到外单位甚至上级院的，代表咱们检察院的形象。”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拿到文件先看一眼抬头，是起诉书还是不起诉决定书，是内部传阅还是对外送达，是急件还是平件。心里有了数，干活就有了分寸。涉密的文件，我全程盯着销毁，分发时格外小心；急要的材料，我优先处理，亲自送到承办人手上；格式不规范的文件，我主动提醒修改。文印室虽小，收发工作看似简单，但一张纸、一份文都连着检察院的形象，连着司法公正的大局。

　　二、思考能力：怎么才能更快更好更准？

　　文印室的工作，看起来简单重复，可要想干好，也得动脑筋。早年用四通打字机，打错一个字就要推倒重来，我练得手指头都磨出茧子，硬是把打字速度提到了全院第一。后来换了电脑，我又琢磨怎么排版最省纸、怎么装订最牢固、怎么应对突发的大批量任务。

　　收发文件也有门道。哪个部门离得近，哪条路线最顺，哪位同志经常下基层不在办公室，我心里都有一本账。分发文件的时候，我尽量按科室分好、按人头叠齐，附上一张小条子写明份数和要求，让来取件的人一目了然。

　　2023年，院里办理一起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需要复印、装订上百本案卷，还要分发给多个部门和承办人。时间紧、任务重，我没有慌乱，而是先规划了流程：先复印哪部分、谁负责装订、怎么编号最方便查阅，分发时按科室分类、按人头登记。我和同事配合，流水作业，硬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一本没漏、一份没差。

　　我还总结了一套“急件处理三步法”：先看要求、再排顺序、最后检查。每次遇到紧急任务，按这个步骤来，既快又稳。思考能力，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找到优化的法子，让平凡的工作更有章法。

　　三、洞见能力：从一份文件预见一次需求

　　二十六年的文印工作，让我对检察院的节奏有了直觉般的敏感。早年全院材料都从文印室走，我看一眼送来的材料，就知道是哪个部门在忙什么案子；听一下电话里的语气，就知道是不是急件；翻一翻收文登记，就知道最近上级在关注什么重点。

　　每年年底，业务部门开始冲刺结案，文印室就会迎来高峰期。我提前检查设备、备足纸张硒鼓，免得关键时刻掉链子。每次开大会前，我知道会有大批材料需要印制，就主动询问是否需要预留时间。每次上级来文密集的时候，我格外留意分发时效，生怕耽搁了落实。

　　2024年，一次重要会议前一天，我在复印材料时发现有几份文件页码标注不太规范，猜想可能是临时调整过内容。我主动联系了承办人，果然对方正着急——文件需要重新排版印制。因为发现得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重新准备，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还有一次，我在分发文件时注意到，某份上级来文涉及的业务近期连续收到好几份，我提醒了相关人员，后来证明那份文件确实需要重点落实。有人说我“有先见之明”，其实不过是见得多了，能从蛛丝马迹里读出背后的需求。这种洞见，是时间送给我的礼物。

　　四、逻辑能力：每一本卷宗、每一份文件都整整齐齐

　　文印室的工作，最讲条理。早年全院的文书都从这里出，哪个先打哪个后打，哪份急哪份缓，我心里都得有本账。文件怎么分类、怎么排序、怎么装订、怎么分发，都有门道。

　　我经手的每一份材料，都要先理清顺序：封面、目录、正文、附件，一样不能乱。页码必须连续，骑缝章必须盖正，装订必须牢固。分发文件时，我按科室建了分发表格，谁取了什么、什么时候取的、取了多少份，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有人笑我“强迫症”，我说，这哪是强迫症，这是责任——卷宗到了检察官手里，到了法庭上，一份整整齐齐的材料，看着就舒服，用着就顺手；文件发到各部门，登记得清清楚楚，查起来才方便。

　　有一次，一位年轻检察官拿着我装订好的卷宗说：“艳红姐，你装订的卷宗最好翻，不会散页。”听到这话，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还有一次，办公室需要调阅半年前的收文记录，我翻出发文簿，几分钟就找到了。我的逻辑能力，就藏在这一个个平整的订书钉里，藏在这一本本整齐的卷宗里，藏在每一笔清清楚楚的收发登记里。

　　五、概括能力：把零散经验变成“工作宝典”

　　干了二十六年文印，经手的材料不计其数。如果不总结，干一天和干一年没区别。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遇到一种新问题，就记下来，下次就知道怎么办了。

　　慢慢地，我攒出了一本《文印收发工作小窍门》：四通打字机卡纸怎么处理、什么型号的纸容易卡复印机、哪种装订方法最牢固、怎么处理文件格式乱码、紧急任务怎么统筹、收发登记怎么最不容易出错……里面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经验。

　　有时候，年轻同事遇到不熟悉的格式、拿不准的排版，会来问我：“艳红姐，这个怎么弄？”我就翻开这本小册子，或者直接凭经验教他们怎么处理。那一刻我明白，概括能力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为了让经验沉淀下来，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工作起来更顺手。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但至少能把这点小经验记下来，有人问的时候能说上一句。

　　六、表达能力：用真诚换理解

　　文印室的人，很少跟外界打交道，但也要跟同事沟通。早年全院材料都从这儿走，每天来送稿、催稿、取件的人络绎不绝，什么时候能取件、哪里格式不对、能不能加急，这些话天天要说。收发文件时，还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哪个文件送到了、哪个需要签收、哪个需要催办，都得沟通清楚。

　　2025年，一位同事急着要一份材料，可前面排了好几个急件。我没有简单说“等着”，而是跟他解释清楚情况，商量好大概的时间，又主动帮他检查了文件格式，确保一次印成。他后来专门过来说：“艳红姐，你办事我放心。”

　　还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对电脑操作不熟，拿着U盘来让我帮忙打印。我耐心教他怎么排版、怎么设置，一点没嫌麻烦。收发文件时，遇到不熟悉流程的新同事，我主动告诉他们在哪儿签字、什么时候来取。他说：“艳红，你这态度，真是没话说。”

　　表达能力，不是能说会道，而是用真诚和耐心，把每一件小事做好，让来文印室的人、收发文件的人都能满意而归。

　　七、执行能力：二十六年如一日

　　文印室的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早年全院材料都从这里出，大会小会、紧急案件、临时任务，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到岗。那时候没有双休日的概念，只要院里需要，我就来。收发文件也是，上级来文不管多晚，当天必须分发到位，不能耽搁。

　　2025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大雪封路，我正准备做饭，突然接到电话：有一批紧急材料需要马上印发，还有一份上级来文需要当天分发。我没犹豫，穿上棉袄就出了门。路上滑，我一步步走到单位，手脚都冻麻了。等干完活、发完文件回家，菜都凉了，可我心里踏实。

　　二十六年来，我记不清加过多少班、放弃过多少休息、经手过多少份文件。有人说我是临时工、公益岗，干嘛这么拼？我说，不管什么身份，只要在检察院一天，我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

　　公益岗的待遇不高，可我从没因此懈怠。我知道，文印室再小的岗位，收发分发再普通的环节，也是检察院运转的一颗螺丝钉。钉得牢，机器才能转得顺。

　　写在最后

　　二十六年前，我走进沁县检察院的大门，还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如今，我已经四十八岁了，鬓角添了白发，大家还是喊我“艳红”。

　　这二十六年，我一直待在文印室，从没换过岗。从当年的四通打字机到现在的数码复合机，从全院的“打字室”到今天的信息处理中心，从手写的收发文簿到电脑登记，我见证了这个院子太多的变化。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我打印过的每一份起诉书，可能把一个罪犯送进监狱；我复印过的每一份判决书，可能让一个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装订过的每一本案卷，可能成为公平正义的见证；我分发过的每一份文件，可能关系着一个案件、一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在沁县这片土地上，“沁州黄”需要阳光雨露，更需要法治的守护。我，一名普通的文印室工作人员，一个二十六年没挪过窝的“老临时工”，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这份守护添过砖、加过瓦。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真到了那一天，我想我可以坦然地说一句：这二十六年，我对得起文印室的每一台机器，对得起送来的每一份文件，对得起经手的每一份收发登记，对得起大家喊我的每一声“艳红”——哪怕我只是个公益岗。（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