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中国讯（张熙州  杨俊贤）“白区平原闹革命”是琼崖革命史上极富创造也尤为艰巨的斗争形式。文君村的革命实践，正是这一形式最生动的诠释。它坐落于沿海平原，无险峰可依、无峻岭可守，却将“无山可藏”的现实困境，锻造成了“人心是最大的靠山”的决胜根基，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核——“山不藏人，人藏人”，写下了最为鲜活、也最为深刻的历史注脚。

　　在琼山浴血奋战的琼崖革命先辈，都知道一个名字——文君村。这是我党在江东沿海缔造的一块红色堡垒。从抗日烽烟到解放战火，这里始终是党旗高高飘扬的坚固根据地。

　　海口市桂林洋的文君村这里椰影婆娑，海风温润，看似与无数滨海村落别无二致，却是一片被热血反复浇灌、被信仰恒久照亮的土地。它的故事，是一部贯穿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历史时期的壮阔史诗，由两代质朴农民与无数有名或无名的英雄共同谱写，融海上秘密交通、陆上地下指挥、城乡革命联动于一体，在琼崖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文君村铭刻了属于自己的光辉篇章。

　　在大革命时期，文君就有张梦蔚、张邦安等青年从广州、南洋等地求学、谋生归来，在村塾、榕树下把他们接触到的新文化、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开来。

　　1927年琼崖“四·二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受挫，府海地区腥风血雨，白色恐怖如黑云压城。冯白驹、何毅、何德裕等特委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积蓄力量。至1930年1月，琼崖特委为重振旗鼓，在水头村设立直属于特委的中共海口市郊委员会，吴清泉任书记，林诗耀、李天宇任委员。市郊委随即把触角伸向江东沿海，文君村由此进入党组织战略视野，这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深谋远虑的战略抉择：张氏一族于此繁衍二十六世，村塾、医馆、大渔船一应俱全，文脉深厚、民心可用；更兼地形复杂、扼守海疆，进退有据，具备建立秘密根据地的绝佳条件。

　　是时，化名“王先生”的林诗耀以求医执教为掩护，在村口古榕下启蒙了张显龙、张显端、张邦富、张邦忠、张邦安、张邦吉等一批进步青年。在冯白驹同志的亲自部署下，经林诗耀悉心指导，秘密农会、农军就此扎根。咸涩的海风之中，革命的星火已呈燎原之势。

　　1933年至1934年间，冯白驹在琼山农村辗转突围，曾多次借道文君、林排村站点，依托堡垒户安排活动。出身邻村福云的刘秋菊，对这片沿海路径了如指掌，常在此活动，与张邦端、张光祥、徐香荣等在村口榕树下、田埂边商量对策。刘秋菊同志常说：“敌人有枪，我们有路；路在人民心里，就谁也堵不死。”—这句话，正是当时斗争智慧最生动的写照。

　　特委同志悄然进驻村庄，隐于可靠乡亲家中。那颗濒临熄灭的革命火种，被小心翼翼地重燃、呵护、壮大。自此，文君村的命运与琼崖革命的血脉彻底交融——它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村落，而是化身为一把插入敌人统治腹地的红色尖刀，一座在狂风巨浪中岿然屹立的海上堡垒。在随之而来的二十三年血火考验中，这里红旗不倒，信仰弥坚。

　　文君村的村民大多是渔民且深谙水性的，讲一种独特的土语（文君虎），外人很难听懂，更惊讶的是，村民上学校是不用交学费的，全是因为村集体经营着一艘大渔船获利解决的，加上村中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深谙琼州海峡的洋流规律与航行窍门，能够可靠地直航对岸广东海安。这简直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天然屏障。于是，在党组织安排下，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进驻文君村，手把手传授技能，“文君村交通队”初具雏形。该队以文君村为据点，连接大陆、琼崖与琼东，张显蔚、张显环、张邦庆、张大兰、张显龙、张显端、张邦忠、张邦贵、张显才、张显芳、张邦富、张邦吉等渔民均为骨干成员。其任务涵盖接应同志、筹款筹粮、传递情报、采购物资等。作为琼崖隐秘战线的重要力量，为保障安全，成员发展严格限定在张氏宗亲范围内，秘密进行。

　　那时候，白色恐怖笼罩琼崖，国民党到处搜捕革命同志，咱们的地下党员风里来雨里去，缺衣少穿，日子过得特别苦。文君村的乡亲们心里都向着共产党、向往革命。全村男女老少自发组织起来把用于护村的三支枪捐给地下党成员，你捐一匹土布，我献一段粗料，把家里压箱底的布料都拿了出来。村里还有一位叫张梦宦的，为了支持革命，专门跑到湛江去买布，运回文君村交给交通站。妇女们则聚在一起，点灯熬夜，赶制衣衫、绑腿和布袋。大家白天悄悄收布，夜里偷偷把整理好的衣物和布料，通过地下交通站送到革命同志手中。

　　几乎与此同时，一条更为隐秘的战线在惊涛骇浪中开辟。1931年，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据点——福创港海上交通站悄然建立。它归琼崖红军总部直接领导，成为连接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与大陆党组织之间最隐蔽、最可靠的“海上生命线”。

　　全面抗战的炮声一响，这条隐藏在波涛间的海上隐秘通道，分量一下子变得更重了。陈乃石——这位后来成为琼崖革命重要领导人的同志，就和文君村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1937年，琼崖革命斗争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度濒临中断。在此紧要关头，冯白驹同志正是通过以福创港为枢纽，由文君村海上交通队等地下党员用生命守护的这条秘密海上通道，冒险突破封锁，辗转抵达香港，最终与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为琼崖抗战指明了方向。

　　这条用性命守护的航线，紧接着承担了更重的担子。1938年，为了尽快取得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交通站接到死命令：护送被乡亲称为“陈教官”的陈乃石同志北上。任务完成了，但危险并没结束。同年，他们又再次出海，顶着巨大的风险，从茫茫大海上接回了身负重伤的陈乃石，以及他怀里那份比生命还宝贵的党中央重要指示，护卫队将其安全护送回琼崖总部。

　　这一去一回，不是简单的接送，它送回来的是主心骨，是指路灯。正是通过这条用血与火铸就的海上通道，党中央的声音和方略才得以穿越重重封锁，为琼崖抗日力量的凝聚与发展，指明了最关键的方向。

　　文君村这帮船工自小跟着父辈下海，练就了一身“看云识天气，观浪辨暗礁”的绝活。平日里，他们摇着那艘村集体共有的大渔船出海捕鱼，以此掩护身份；战时，这艘船就成了穿梭于生死线上的“红色方舟”。他们不像正规军那样穿着戎装，往往只是赤着脚，戴着斗笠，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衬裤。但当护卫组的宗亲驾着小船冲向敌舰吸引火力时，他们必须稳住舵盘，哪怕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哪怕桅杆折断，也要咬紧牙关，将船上的同志、电台和物资，稳稳地推向彼岸。

　　从此，“福创港海上交通站、文君海上交通队”的组织更为严密：归冯白驹总队直接领导，陈乃石曾任副队长主管，后由祝菊芬、徐清洲具体负责。交通队只从本村及林排村张氏宗亲中挑选最可靠的渔民和精干战士，组建了船运队和武装护卫组。

　　这是一条用生命铺就的航线。在无数次穿越敌人海上封锁的战斗中，为了掩护载有指挥员、电台或物资的主船，护卫组的年轻勇士们常常驾着小船，义无反顾地冲向敌船，以舍生忘死的方式，确保通道的畅通。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交通站上百次接送任务的胜利完成。张大阑、张林兰是村里的郎中，则成了伤病员的守护神，许多琼崖纵队的指战员在这里治愈后重返前线。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琼崖。共产党员辜汉东、林诗耀以潜伏大林乡长、副乡长之便，在文君村播撒革命火种，发展张显才、张邦庆、张邦芝、张邦孝、张邦芳等村民首批骨干加入琼崖抗日游击中队（后整编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使之成为支撑琼崖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蚕食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搜捕绝境文君村没有屈服。1942年，为切断日军的水源补给，遵照地下党“坚壁清野”的斗争策略，村民不惜杀狗、弄脏水源、填埋水井，并将粮食悉数藏匿。这种毁家纾难、决绝抗争的气节，成为了文君村红色血脉中最硬的铁骨。

　　1943年春，黎明前的黑暗尤为深沉。日军侵琼后，文君村虽义无反顾投身洪流，却因奸细出卖惨遭日伪疯狂报复。地下党员张显端以货郎身份穿行府海与沿海各村，借以掩护情报工作。某夜，他因患风寒潜回家休养，不幸被守村汉奸窥探告密。伪军大队长林芳梧随即率部星夜突袭，将张显端押至村口牛路水沟乱枪杀害，年仅39岁。

　　血案未平，屠刀再起。两日后，林芳梧率众再袭文君村，搜捕地下党成员张邦忠。敌人将其拖至距家咫尺的牛路水沟，以刺刀疯狂捅刺。张邦忠身中数刀，轰然倒在相邻的牛路水田中，弥留之际仍拼尽余力向前爬行数米，殷红热血瞬间浸透整片稻田，年仅二十出头。

　　随后，敌人在福创港埋伏，截获正赴任务的张显谟，押回据点施以重刑，遍体鳞伤。危急关头，组织上全力营救，加之村中德高望重者、郎中张大阑冒死作保，张显谟方幸免于难。林芳梧旋即扬言将继续搜捕张邦吉、张邦甸，血洗全村。接连的烧杀抢掠致使该站点一度瘫痪，腥风血雨笼罩四野，文君村陷入了至暗时刻。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海口美兰、灵山一带的日伪军溃不成军，残兵四处逃窜。很多日伪军不甘心失败，偷偷把三八大盖步枪、刺刀、子弹和枪械零件埋藏起来，有的藏在山洞、荒坡，有的埋在田埂树下、废弃老屋的角落，企图留下后患。当时，文君村有一位爱国骨干，名叫张梦蔚，时任琼山县中学总务科主任兼教员。他主动牵头，组织村里的青壮年、热心群众和民兵队伍，专门开展收缴日伪军遗留武器的工作。

　　张梦蔚带队巡查，严防日伪军私运和隐藏武器。大家齐心协力搜查，挖出并收缴了一大批日伪军遗留的步枪、刺刀、子弹和各种军械物资，在家里清点整齐后，将其全部收缴的枪支弹药，统一上交给了琼崖抗日独立大队，用于壮大革命力量，保卫家乡安宁，清剿残余反动势力。

　　1945年冬，文君村海上交通队再次接到了上级的密令：秘密护送琼崖特委重要领导人陈乃石及其工作小组北上，前往雷州半岛，执行与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络、接回电台和报务员的重大任务。直到1946年春天，当他们终于在预定的荒僻海湾，看到那艘载着电台设备和3个报务员同志的小船破雾归来时，并由护卫队往羊山、云龙方向。

　　张邦芝在琼崖抗日独立大队时便受陈乃石、吴克之同志思想影响，1943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总队交通员，前后又任陈乃石、祝菊芬同志的交通员，创建海口情报交通站任站长、海上交通队保卫组组长。情报站设在海口东门，凡组织上有海上交通任务，找到张邦芝就把革命人员带到文君村，先由村民用小船送上停在海里的大船，由大船送到指定地点。如果海上交通任务村里的船工回不来的，组织上就会跟家属说他“去番”了。

　　解放战争时期，文君村的战略地位达到了顶峰。那时，总队派了三位本村人——张邦芝、张邦孝、张邦芬，带着仅有的三杆枪，悄悄回到了文君村。他们的任务就一个：把乡亲们再发动起来，把革命的根扎得更深。

　　1947年5月，为进一步打开海口市内地下斗争的局面,经中共琼山县委批准,海口东区委(又称“海口区工委”)于文君村成立。书记徐清洲，组织部部长吴必兴，宣传部部长周少史，宣传干事符川。琼山县委武工队常宿营于此。海口东区委统领东营至塔市沿海一带15个村庄，及11个地下交通站，并掌控东营、福创两港五十余只渔船。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文君村升格为江东沿海地区对敌斗争的指挥中枢，亦是琼崖革命史上少有的、常设于沿海平原村庄的区级指挥机关，在琼北沿海平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陈说、辜汉东、林诗耀、王健民、林志光、辜大华、李青乔、陈文伦、周德生、甘昌明、陈光时等领导同志长期扎根于此主持工作，东区委由此将文君村作为联系城市、开展地下工作的坚固堡垒，任务是接洽并掩护来往的地下工作者、传送信息、运送军火、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该地亦称为东区委之根据地。

　　1947年6月徐清洲即发展了三个党支部：文君村党支部，张邦芝任书记，张邦芬任组织委员，张邦孝任宣传委员，张邦善、张泰延、张泰文、张邦芳等成为首批党员。文君小学校长先后由张光椿、张显环担任；

　　北插村:党员何文龙、何明道、王海任党支部书记，称王海支部，北插小学:校长王海；

　　北(福)创村:党员吴成仁、林克深，书记林天峰，称北创支部，福创小学校长杨许光。

　　其中，青年党员张泰延因机敏可靠，被委以东区委对外单线联络的重任。在工委领导下，党的组织不断发展，由此成为汇聚多方革命力量的红色枢纽。与此同时，文君村党支部继续在本地群众中发展党员，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吴必兴是负责林排村工作的，当时因吴必兴同志制造“土地雷”误伤一只手，党组织和村民秘密把他送去海南医治，出院不久上级指示派往徐闻县教书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经由张邦芝牵线，东区工委书记徐清洲与张显环在文君村的祠堂里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双方达成默契：明确地提出张显环在任大林乡长期间，同时党支部建议张大阑协助张显环的工作，要保证革命同志在大林一带村庄尤其在文君村进行活动的完全安全。一般情况下不带兵回村，如有带兵回村时，应事前派人回村通知张邦芝或张邦芬，以便转告革命同志及时撤离，避免敌兵察觉我方人员的活动，以免相互冲突，造成很坏影响。还提议要安排村里几个人到大林乡公所任职，以方便联系。张显环完全接受这些意见。张显环在任乡长期间，从没有发现过有伤害革命同志的事件的发生，这就是当时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两面政权”策略，真可谓“白皮红心”，成为两面政权的典范，得到上级组织的赞誉。

　　至此常驻在文君村的革命工作人员已达二三十人，这里不仅是琼崖革命东区工委在沿海地区的机关指挥部、领导人驻地和武工队集中地，还承担着情报中转、物资秘密仓储、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等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张邦芝的母亲张林兰与张大阑建立的医疗所，为这支革命队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支撑。

　　徐清洲在文君村期间，曾指挥三次重要军事行动。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发生于1947年农历六月十二。

　　彼时正值东新乡新市“军坡”，戏场人潮涌动，敌警戒松懈。县委书记陈说遂遣徐清洲与琼山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苏庆河，率张邦芳、张祖润等12名驳壳班战士潜入新市。午后，侦察获悉敌副队长谢家河率数名团丁现身街面茶店，正欲前往戏场。苏庆河眼疾手快，拔枪连发，当场击毙谢家河及一名团丁。余敌仓皇溃逃，苏庆河俯身缴获敌枪之际，不幸遭敌弹击中腹部。战友们急将其转移至加乐村，复以摇篮抬至文君村后山坡抢救。林排村张祖润——他本就是此次行动的驳壳班战士之一——战后四处奔走寻药，然苏庆河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下午壮烈牺牲，时年38岁。

　　临终前，苏庆河唤徐清洲至侧，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不行了，革命你们继续干吧。死后请转告我妻，带好雄儿。”—雄儿，即其子苏文雄。

　　此役虽因主目标吴道开临时缺席而未竟全功，但谢家河这一惯恶骨干被铲除，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自此敌胆寒心惊，再不敢肆意横行。

　　二是针对敌占区国民党长官陈济棠，与胞弟陈济南合谋走私耕牛六十余头到香港换取外汇，徐清洲组织文君等3个党支部，发动100多名村民参与行动，驳壳班战士随行保护，深夜突袭流水坡一带，夺回耕牛八十余头，转运塔市一带交由组织处置，既断敌经济血脉，又补革命经费。此举不仅沉重打击了陈济南的走私网络，更有效破坏了敌占区的经济血脉，体现了革命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智慧。

　　三是1947年11月一艘满载军火的大帆船停泊在沙上港，海口地下党王青支部发现后派出吴泉王春连夜赶到文君村交通站，把此情报向徐清洲汇报，东区工委决意夺取这艘船，并将侦察任务交给王海支部，在驳壳班的协助下，夺取了这艘军火船，缴获了一大批军火，此后凡是东区工委在江东一带有任务的，都是从各上党支部派出党员参加。

　　此时，新东乡一带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蓄意破坏，文君村这片红色根据地历经严酷考验。敌人屡次进村清剿，白色恐怖一度笼罩村庄。虽因情报及时，常驻的东区工委人员与武工队均已转移，但张邦芝母亲张林兰设于祠堂左侧、用以收治伤员的三间房，仍被敌人纵火焚毁——这座由“革命母亲”撑起的地下救护站，顷刻化为瓦砾。

　　文君村周边野菠萝密布、荆棘丛生，遮蔽极佳。村民因地制宜，将储水的“龙缸”深埋地下，覆以伪装。大龙缸可藏身两人，小号亦可容纳一人。每当敌寇扫荡、人员不及转移之时，这一个个隐秘的地窖便成了革命同志的“保命缸”，助其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次次躲过劫难。

　　在此危急关头，张邦芝果断决定，迅速组织起一支由本村党员与壮丁组成的“护村队”。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承担起警戒放哨、传递消息、掩护同志、保卫村庄的重任，成为敌人眼皮底下守护革命火种的坚强盾牌。

　　与此同时，党组织在张泰延家中设立了“府海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秘密联络点”。其时，在党的领导下，府海地区（海口、府城）各大中学校已纷纷建立进步读书会，学生运动的火种正在汇聚，而文君村这个隐蔽的村庄，即将成为连接城市学运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枢纽。

　　随着文君小学逐渐暴露，祝菊芬和徐清洲等同志转移在张泰延家里。他们以文君村为基点，讨论部署海府市内的策反工作和学生运动及在大林、新市沿海一带村庄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等问题。

　　1948年5月，党的外围组织——府海学联（亦称琼崖地下学联）正式成立。冯万本（大林冯昌村人）、蓝明良、陈义侠等学联骨干，为寻求上级党组织领导，常冒险渡过南渡江，辗转来到文君村张泰延家中。在此，他们与中共海口东区工委书记徐清洲等会面，汇报城市学运动态，接受工作指示。

　　1949年下半年，大陆战局剧变，大批国民党溃军败退琼崖，府海地区陷入白色恐怖。随着蓝明良等学联领导成员撤离府海北上，加之地下学联与解放区党组织联系受阻，局势更趋严峻。7月间，冯万本冒险潜入文君村，向中共府海特别区委书记祝菊芬、东区工委书记徐清洲汇报工作。经研究，组织指定冯万本为学联情报员，负责府海地区情报搜集，并以冯万本家为秘密交通站；同时明确：今后学联如遇紧急情况，可径直找文君村张泰延通报联络。

　　随着学联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文君村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时任东区工委书记徐清洲与府海特区委书记祝菊芬联合部署：指派党员张邦芝、张泰延以单线方式潜入府海市区，往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及琼山中学投递密信。按地下工作纪律，凡致信特区委，信封上只书暗语“徐东海”即可。同时，二人配合陈义侠寻访冯万本，约定定期返村汇报。张邦芝则以文君村党支部书记、海口东门情报交通站长之职，专责府海方向来人的接应中转。

　　张泰延家由此升格为府海学联的中转枢纽。祝菊芬常驻于此，将其作为特区委的联络中心，使之成为冯万本、蓝明良、陈义侠等学联领导与党组织接头的核心据点。文君、林排两村遂成为联结城市学运与农村武装斗争的桥梁。大批进步青年经此往返于敌占区与解放区，投身革命洪流。凡途经文君村者，均由祝菊芬亲自接洽，张邦芝统筹食宿，由此构建起“府海市区—文君村—徐闻”的地下转移通道。

　　当时，府海学联在文君村参加革命的几十名学生的粮食和菜金，都是先由张邦芝和张泰延垫付，随后再由张邦芬和张祖润在村内发动群众筹集归还。且在文君村活动，均由进步青年与儿童团担负警戒，暗中放哨，确保特区委领导与过往同志的安全。

　　徐清洲等人的领导下，文君村肩负起指挥中枢、交通枢纽与组织堡垒的多重使命，既要继续加强周边党员的发展，又需发动村民群众，全力负责革命人员的生活起居与隐蔽掩护。

　　1948年至1949年底，文君海上交通队从陆、海两路，秘密接回了一大批因国民党迫害而撤离的府海地区学联师生和领导，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知识青年力量和壮大的力量。其间，早年被派往徐闻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的东区工委委员吴必兴，亦常经文君交通站中转，往返于徐闻与江东之间，与交通队形成海陆呼应。

　　在徐清洲同志的领导下，东区工委根据地实际上构成了沿海地下斗争的“总参谋部”。它不仅是指挥、人员与物资转移中枢，更是整个琼北情报流转的交换枢纽：向北，它承接来自徐闻、雷州半岛的上级密电与战略意图；向南，它统合沿海各交通站的敌情动向。正是依靠这个高效运转的枢纽，奠定了文君村在琼崖革命版图中极具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党组织决定派遣徐清洲同志赴湛江徐闻，负责接应解放大军渡海的前期联络与筹备工作时，临行前，徐清洲同志在海口东区工委的驻地，向文君村党支部书记张邦芝作了周密布置。他指示张邦芝，必须积极发动文君村和林排村的全体党员和群众，全力做好筹款、筹粮工作，并秘密动员、组织福创港的渔船和船工，随时准备支援大军渡海。同时，要继续领导当地武装力量坚持斗争，为迎接大军做好一切准备，并要密切监视敌情动态，及时、准确地上报。其中，繁重而关键的筹款筹粮具体工作，经支部研究，文君村的筹款筹粮工作，由张邦芬具体负责，林排村由张祖润负责。

　　彼时，大陆战局已定，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大量残兵溃退涌入海南岛。敌军在海口后尾至福创港一带的沿海岸线紧急布防，试图构筑最后的屏障。其中，约三百人的一个加强营兵力，就驻扎在文君村等沿海村庄，日夜驱赶百姓，在海边抢修防御工事。尤其严峻的是，该部一名国民党连长及其家眷，就强占民宅，住进了文君村村民张国兴的家里。这伙敌军在当地横行霸道，四处打家劫舍，强抓百姓鸡鸭，还强迫群众砍伐村边树木，以扫清射界、扩大视野，严防我游击队的袭扰。文君村顿时陷入了敌我交错的险恶环境之中。

　　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局面，文君村党支部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张邦芝书记将侦察敌情的重任，交给了胆大心细、熟悉本地情况的张祖润同志，要求他务必想尽办法，摸清该营敌军的确切人数、武器装备、火力配置及沿海工事的具体分布。恰在此时，上级安排四十三军3名侦察参谋秘密进驻文君村，乔装成渔民，在枪口下反复勘察，把敌人的碉堡位置、火力配系摸得一清二楚，获取情报后，通常由张邦芝进行秘密汇合与研判，由张泰延同志负责整理、综合，形成详实的书面报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极其宝贵的情报，便由张邦芝之手通过文君村建立的地下交通网络，突破重重封锁，源源不断地呈送上级党组织，为我渡海大军选择登陆点、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最直接的战场依据。

　　与此同时，徐清洲同志指派张邦孝带领十余名党员骨干潜到福创港海域，下海一寸一厘摸清了当地的水文与暗礁情况，为部队登陆扫清最后一道障碍。正是依托地下交通站提供的绝密情报——包括潮汛、航线、暗礁等情况，解放大军最终选定福创港（卜创港）为登陆点。

　　村民张孟鼎为了完成侦查任务不幸被一个出来大便的国民党兵抓到，押去施加拷打、皮开见骨，他一个字也不说，国民党见问不出情况，就一直关着他，自此音讯断绝，党组织始终多方寻找。1988年两岸互动后才联系上，才知当时国民党把他充数当壮丁抓去台湾。

　　1949年12月15日，琼崖区党委发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府海特区委为响应这一号召，根据东区委和两村强大的群众力量及多年的斗争经验，正式成立了“江东地区迎接渡海大军支前委员会”。张祖润同志任大林乡筹备征粮筹款组长，委员会深入动员周边15个村庄及10个党支部，迅速组建起向导队、船工队、担架队、运输队和妇女缝洗队，共筹集粮食二万斤，组织起两百余人待命，派出三十余人日夜监视敌情传递情报。

　　与此同时，文君村的海上交通队也进入了最紧张、最关键的阶段。徐清洲同志派遣张邦孝带领十余名党员骨干潜入福创港海域，多次冒险出海摸排暗礁，并与对岸的解放大军先遣人员取得联系，文君、林排两村先后向徐闻派出了十六艘渔船和几十名经验丰富的船老大，传递琼北沿岸的敌军布防、水文地形等绝密情报。府海学联的进步学生们也在城市中积极调查敌情、宣传动员，秘密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前往解放区。

　　登陆前夕，一场惊心动魄的“潜伏”悄然上演。国民党军舰严密封锁海面，而受文君党支部指派，林排村船工张光灼、坡上村舵手辜祖离挺身而出。他带领十几名船工，借着夜色驾船冲破封锁线，分批护送琼崖纵队指战员潜渡雷州半岛；更配合渡海军队的侦察员，乔装成渔民，在枪口下反复登陆勘察，把敌人的碉堡位置、火力配系摸得一清二楚。是他们，用生命为大军铺平了登陆的跳板。

　　1950年3月31日晚10时半，决定性的时刻到来——第四野战军第43军127师加强团3733名指战员，在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栻率领下，分乘88艘由渔船、商船改装的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博赊港起渡，直扑海南岛东北部的桂林洋福创港。这一登陆点的选定，正是基于文君村海上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长期提供的精确情报与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时，已任琼崖纵队府海特委宣传部部长的徐清洲，与琼崖北区地委宣传部部长陈说等人，已在福创港一带做好了周密的接应准备。

　　青壮年民兵配合琼崖纵队清扫海岸守敌、拔除沿岸岗哨，为大军登陆扫清障碍；

　　中老年乡亲昼夜赶筹粮草、编织担架，妇女们舂米磨面、缝制布鞋，连夜把粮食物资悄悄送往前沿阵地；

　　交通员则隐蔽在海岸丛林之中，手持火把、定点引路，在暗夜中为渡海船队标定登陆方位——以灯火为旗，指引四野战士顺利登岸。

　　1950年4月1日凌晨4时许，渡海船队冲破惊涛骇浪，渐渐抵近海岸。早已隐蔽待命的接应部队立即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迅速打垮福创、高山等地的守敌。战斗打响的同时，文君村、林排村全民总动员，成为前线最坚实的后方保障：

　　登陆激战当日，两村民兵随同解放军冲锋歼敌，不少本土子弟负伤流血，仍以家乡土地守护远道而来的解放将士，实现了野战军与老区人民生死同心、内外合围的完美配合。抢滩登陆阶段进展顺利，是海南岛各登陆点中配合较为默契、登陆阻力较小的一次战例，完美诠释了“大军登陆、老区接应”的经典战例。

　　在解放海南岛的白沙门血战中，近300名解放军将士为掩护主力登陆，于孤岛血战殉国。战后，徐清洲组织琼崖地下学联成员及文君村群众，冒死闯入阵地，抢回11名重伤幸存者。依托文君村成熟的地下救护功能，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并顺利转送解放区。

　　这一胜利，正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木船打军舰”伟大奇迹的一个缩影。面对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铁甲舰艇与“伯陵立体防线”，渡海大军摒弃舰船优势，仅凭简陋木帆船，依靠高超的战术、无畏的勇气与琼崖军民的紧密配合，多次在海战中击伤、击退敌舰，最终冲破被吹嘘为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

　　文君村前的这片海，不仅见证了精妙的接应与最小的伤亡，更永远铭刻了这一场木船大破铁甲舰的英勇壮举。

　　1999年，经原琼山市申报、省政府批准，文君村被列为“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村庄”，享受革命老区待遇；2019年，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将该革命遗址挂牌为红色教育基地并设立“党徽”标识。

　　从1931年福创港交通站“文君海上秘密交通队”的建立，到1950年迎接大军胜利登陆，近二十载风雨历程，文君村的故事是一部微观而完整的琼崖革命史诗。这里有冯白驹、陈乃石、陈说、徐清洲、祝菊芬、林诗耀等领导人的运筹帷幄；有张邦芝、张泰延、张邦孝、张邦芳、张邦善、张邦芬、张光灼、张祖润等基层党员的忠诚履职；更有文君村有名与无名海上交通员们的舍生忘死；有全村群众的赤诚支持；更有冯万本、蓝明良等学联青年带来的理想之火。

　　而这些名字背后，是文君、林排两村渔民出人又出船的集体选择。那一艘艘赖以生存的渔船，本是全家人的饭碗，革命需要时却毫不犹豫献了出来。船破了，自己修；帆烂了，自己补。1947年夺军火船、1949年渡海侦察，文君村的船工们撑开的不仅是风帆，更是一种“敢把木船当战舰”的豪情。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琼崖纵队是为我们打天下的”——只要革命需要，这船、这命，都可以豁出去。

　　至解放战争后期，文君村的党组织建设已深入家家户户，并向周边村强力辐射。村内不仅党员基数庞大，更涌现出许多“一门双杰”甚至“一门多杰”的革命家庭，呈现出全家投身革命、满门忠烈的感人景象。

　　说到文君村的一门五杰，满门忠烈，张邦芝一家最让人动容。父亲张显龙，是那个在刀尖上行走的地下交通员；母亲张林兰，是不分昼夜为革命人员救死扶伤的乡村郎中；还有其兄弟邦芳、邦芬，年纪轻轻便投身革命洪流。这一家子，把家底都掏给了革命，把生死都交给了信仰。1998年，在徐清洲同志的建议下，组织上追认其为“革命堡垒户”，那位慈祥又坚强的张林兰妈妈，也被后人尊称为“革命母亲”。

　　张泰延家也是名副其实的“一门三杰”满门忠烈：第一代张显端系地下党成员，以货郎身份穿街走巷做掩护。1943年春，哪天因感冒他晚上偷偷回来住一晚，谁知就被守村汉奸告密，日伪军大队长林芳梧率部突袭，三更半夜把他拖到村口（牛路水沟）枪杀，年仅39岁。这一变故彻底唤醒了全家的革命斗志。

　　第二代泰延、泰文兄弟深受感召，十五岁便毅然投身革命。1947年徐清洲在文君村成立党支部（张邦芝任书记），兄弟俩同期入党，并将自家作为党的秘密据点，以全家安危担保，确保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张氏祠堂暴露，工作便转至此地。1948年府海学联成立后，此处即为核心联络点；1949年5月祝菊芬接任府海特区委书记后常驻张泰延家，与常驻文君村的东区工委书记徐清洲形成“特区委—东区工委”双线联动格局，冯万本、蓝明良等学联骨干常至此接头，对接工作由张泰延具体负责。

　　冯白驹同志曾精辟地总结：“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海南岛山岭有限，回旋余地小，仅凭地理之险无法保证革命火种长存。文君村的传奇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它并非隐匿于深山老林，而是坐落在沿海平原、毗邻敌人统治心脏的区域。它的安全与力量，不源于“山藏人”，而完全根植于“人藏人”的伟大实践。正是这种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构筑了比任何山川更为坚固的屏障，让革命的火种在敌人眼皮底下不仅得以保存，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最终汇聚成解放海南的磅礴力量。

　　若对比白马井、临高角、玉包港诸登陆点的浴血鏖战，福创港之所以能以极小代价完成大部队登陆，绝非“运气”——别处用烈士鲜血丈量敌人的顽固，福创港则用人民的肩膀托起了解放的黎明。文君、林排两村以毁家纾难、甘为屏障、以命相托的集体选择，写下了最简朴也最雄辩的真理：正是党与人民熔铸成了血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才让这片无险可守的平原，成了敌人永远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

　　在琼崖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在共和国的璀璨史册中，文君村由两代质朴农民与无数有名、无名的渔民共同写就的光辉篇章，至今熠熠生辉。

　　如今硝烟散尽，唯有海风依旧。当年将生死彼此托付的先辈，已归于尘土，但“人藏人”的信仰从未褪色——如今村口红色教育基地的党徽在椰影下闪亮，这份扎根人心的力量，比任何石碑都更坚硬，也比岁月更绵长。这片曾被视作“无山可藏”的滨海村落，终究成了后人永远的精神高地。

　　注：本文所涉历史事件与人物，均引用以下文献进行考证与撰写：

　　1、徐清洲，《关于海口东区工委革命活动的回忆》，1984年4月、1998年10月、12月；

　　2、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第1卷）；

　　3、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海口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4、《海口学联斗争史》《琼岛星火-徐清洲、王健民节选》等书有部分记载；

　　5、文君村、林排村革命历史证明、口述史资料及相关档案。

　　注：鉴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岁月迢递、资料搜集困难，文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诚挚期盼广大读者，尤其是当年转战江东的革命先辈子女，能拨冗指正，惠赐宝贵建议。我们将认真吸纳，持续修订，力求还原那段最真实的历史。